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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3讲 梅俊杰:贸易政策与国家富强—

2022-06-19 00:14   编辑:admin   人气: 次   评论(

  2022年4月26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3讲——“贸易政策与国家富强:英国经济史的启示” 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此次讲座吸引了海内外五百余位学者参会。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杰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晏智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特聘教授担任与谈人。梅俊杰演讲中

  此次讲座,梅俊杰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并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回答 “英国走向富强靠什么政策、斯密理论发挥过什么作用、英国经济史留下什么启示” 这三个问题,以其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英国贸易政策与其走向富强道路之间的关系。

  首先,梅俊杰谈到,目前国内外对于英国走向富强具有较为统一的说法,即认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是英国走上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并顺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奠基石。在梅俊杰看来,这一说法虽有其历史依据,但立论较为片面,仅仅是基于19世纪英国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片断,如大举降低关税、废止《谷物法》、《航海法》,以及签订英法《科布登—歇瓦利埃条约》等。

  梅俊杰指出,19世纪欧洲的自由贸易延续未久,便在1873年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贸易衰退。1879年,随着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各国均纷纷开始效仿。而英国直到1903年发起关税改革运动后,才正式从自由贸易转向了贸易保护。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确实更加倾向于自由贸易,它率先革除重商主义体制,系统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更加持久地执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提供了国际自由贸易便利,这些都是有力的佐证,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辉煌确实与此相关。因此,把自由贸易看作英国富强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具体来讲,自由贸易到底是英国富强的结果还是原因,则需要对 “富强” 这一笼统的词汇进行区分。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英国在 “起飞阶段” 以后的富强,毫无疑问是自由贸易造就的。但是在 “起飞阶段” 以前的富强,则实际上是由重商主义制度带来的。梅俊杰从长视野的角度,将16-18世纪和19世纪两个时段看作英国赢得富强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并认为恰恰是“上半场”让英国进入了富强的门槛,因此大有必要认线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

  梅俊杰认为,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特点主要有:不屈服于原料比较优势、维持严厉的贸易管制、开展大规模进口替代、实施积极的政府干预。在比较优势方面,英国并未满足于其原料供应者的角色。从13世纪开始,为了向价值链高端提升,英国一直限制以羊毛为主的纺织品原料及半成品的出口,并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入英国市场,这一限制持续到19世纪初。虽然在17世纪,欧洲就已经形成了比较优势的分工格局,但英国依然从零开始扶植国内麻织业和丝织业,将其拔高成18世纪的大产业。在棉纺织领域,英国通过严厉的禁入令、高关税等措施,全面打击印度的棉纺织品,由此激励了本国棉纺织业的成长,并进而触发了工业革命。

  另据梅俊杰研究,在16-17世纪,英国曾有过一场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初始工业革命”,官方通过向国内外新技术所有者发放特许经营权,大举引进了欧洲大陆先进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了跨越式的产业发展。这一过程让英国经济大步追赶,为后来的工业革命也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体看,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政府扮演了有为介入的角色,在宏观、微观经济层面均实行了积极的政府干预,特别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如果说19世纪英国政府一度呈现出较少干预经济的“守夜人”模样,那也是之前已经通过积极干预打好了基础,这一点与通过保护主义积累产业优势后便可实行自由贸易,是完全一致的。

  梅俊杰谈到,亚当斯密的理论并未为自由贸易提供普遍性基础,其“绝对优势”仅仅构成了自由贸易中的一种特例。有充分证据表明,亚当斯密在世时对英国的贸易政策影响有限,他在18世纪英国议会辩论中的被引用率就远低于其他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情况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初,其时英国的工业化优势充分显现,尤其是在1815年赢得拿破仑战争后更是赢得了霸主地位。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以更低成本进行生产并无限制地进行销售,英国开始提倡自由贸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于是成为水到渠成的合理政策选项。

  因此,梅俊杰指出,正是因为英国在赢得这种垄断性工业竞争优势后,斯密理论才被发掘出来为现实服务,其目的是扫除贸易自由化道路上的障碍,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也确实为英国的进一步富强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英国当时所奉行的自由贸易主要是基于现实利益,其原动力并不是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斯密之前75年,英国就有亨利马丁提出过深刻的自由贸易理论,但当时的重商主义大环境使得这种理论根本不可能产生影响。同样,1880年代英国在工业竞争力相对衰退后,也出现过要求重回重商主义的强烈呼声。因此,称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一举启蒙了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并造就了英国的长期富强,并不符合经济史真相。

  梅俊杰总结道,英国在落后状态下曾长期采用重商主义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政府干预、工业扶植、海外扩张。正是重商主义让英国的发展得以后来居上,这也是英国踏入富强门槛的奥秘所在。有鉴于此,我们不应把英国曾经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手段理想化,客观认识英国的赶超手段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梅俊杰也强调,重商主义体制固然有助于迈入“起飞”性富强的门槛,但“向成熟推进”的富强却有赖于自由竞争体制。英国的富强历程已经表明,无论是总体经济还是局部产业,在具备了基本的国际竞争力后,都应该及早放弃原先不得已的重商主义扶持,这也是确保成功赶超的关键。

  英国经济史早已呈现了一条规律,即弱势时采用保护主义,强大后采用自由贸易,即使在强大之后,当竞争优势受到挑战时,又会重拾保护主义。可见,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服务于产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总目标。梅俊杰认为,这种规律在诸多欧美国家的经济史上实有其普遍性,尽管其清晰度未必表现得如英国那样显著。

  梅俊杰表示,贸易问题上的复杂性在于,先发国家在转向自由贸易体制后,往往会掩饰自己的保护主义历史,同时又会片面地宣传自由贸易理论;而由于强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后发国家便容易受到思想与政策上的误导。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了解经济史,从而可望更加客观地看待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

  为此,梅俊杰强调了研究李斯特经济学说的重要性,因为李斯特基于对发达国家经济史的分析和揭示,很早就站在落后国家立场上批判了斯密的“世界主义一体发展范式”,并且构建了其“民族主义赶超发展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学说具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二重性,分别对应了经济发展中“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并与英国经济史上的两个阶段及其两套发展战略正好契合。

  最后,梅俊杰对于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说,英国的富强远不是简单地依靠贸易政策,涉及关税保护、航海条例、商业条约、科技进步、运输便利、基础设施、国家实力、代议政体、管理制度、法律保障、专利法规、税制稳定、个人利欲、创业进取、自由勤奋、岛国环境、国内和平、避难便利、侥幸因素等一系列因素。在决定国家富强的多元因素中,梅俊杰提出最重要者在于依宪治国,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个体权利、财产安全、政治参与、行政效能、良治延续,也才能达到富国裕民的高度发达状态。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晏智杰教授指出,此次讲座思想明确,资料扎实,论证有力,是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他指出,讲座题目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梅教授系统论述了英国重商主义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及其功绩,说明不应将英国的富强完全归功于后来的自由贸易理论和实践,这个论断是对的,完全站得住,这对于校正过去的某些认识偏差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他又指出,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已经延续了几百年,迄今也未停止,在评价亚当斯密理论时,考虑到这个历史大背景,方可更准确地评价其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对其他经济学家,例如凯恩斯,也不例外。

  贾根良教授充分肯定了梅教授的观点,并强调了在重商主义思想所倡导的贸易保护背后,同时存在着统一国内市场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贾根良教授也肯定了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价值,认为其对于现实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此外,他提出了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都应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最后,贾根良教授谈到,美国战后实际上一直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下最为重要的是要采取金融保护和直接投资保护。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讲座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并强调了理论研究的意义应该在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解决问题。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原标题:《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3讲 梅俊杰:贸易政策与国家富强——英国经济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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